赵力平多次拒绝朱德儿子求爱,贺龙问其原因,赵力平:他家官太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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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力平多次拒绝朱德儿子求爱,贺龙问其原因,赵力平:他家官太大

发布日期:2022-09-07 12:18    点击次数:147

“我是司令员,我说了算,我签字,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。”贺龙拍了拍桌子,对赵力平说道:“怎么还没同意,还等什么?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,朱琦哪不比你好?马上结婚!”

说完,贺龙就开始动手写条子:“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。”一边写一边对赵力平说,这是你同意的,可别说我逼你的,我没逼你。

就这样,朱德唯一的儿子,朱琦的婚事解决了,还在延安的朱德和康克清,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。

贺龙“逼婚”

1944年,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,通知赵力平到大队部来一下。当时队部里坐着几个人,其中有一位男同志,从赵力平一进门,就不时地看她。由于没有人介绍,赵力平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等男同志走了以后,校部说没事了,让赵力平先回去。

第二天,顾玉玲问赵力平,昨天看那人怎么样?结果赵力平回答说:“上次那人啊?我没看他呢。”顾玉玲告诉赵力平,昨天的男同志,是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,组织上想撮合他们在一起。

“我现在多大呀,18岁,太小了,不行。我们那有风俗,找对象得通过父母,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。”恍然大悟的赵力平连忙拒绝道。

几个月之后,组织上将赵力平调到了队列科当参谋,当时朱琦是队列科科长,在工作上,赵力平需要听从朱琦的领导。

虽然二人天天见面,但赵力平还是不同意和朱琦在一起。

有一次,朱琦直截了当地问赵力平:“咱们两个怎么样啊?组织跟你谈了吗?”赵力平回答说:“谈了,不怎么样。你们家官太大了,我们家是老百姓,不行。”

朱琦听完之后,没有再说什么。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赵力平对朱琦的印象还不错,他待人热情,也挺客气的。只是当时赵力平一方面没考虑过婚嫁问题,另一方面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的儿子。

后来朱琦曾经邀请赵力平到自家做客,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,但赵力平没有答应。康克清看中了赵力平的人品,也十分理解她的心情,就请女将军李贞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,帮忙做做赵力平的工作。

1945年9月,七分校校部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,赵力平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。朱琦担任通讯科科长,赵力平是文书科参谋。

接到任务的贺龙和李贞,天天和赵力平进行动员谈话,没事吃了饭就说,小赵出去溜溜吧,溜着溜着就问赵力平想好了没有。

有一次贺龙又找来赵力平,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,你们结婚吧,不结婚不方便,结吧。结果赵力平回答说:“日本鬼子打败了,全国解放了再说吧。”

“不行,先结吧,你今年多大了?”

“二十。”

“二十还不结啊,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,考虑得怎么样?”只见贺龙拍了拍桌子,说:“结吧,结吧!”

没想到赵力平脱口而出,说了一句:“他们家官太大!”贺龙顿时笑了,说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,也不会害人。文书科的女科长也在一边插话,说赶紧结吧,不结天天跟你谈话,你也烦,领导没完成任务,也交不了差。

贺龙见多次劝说不动,干脆直接拍板定下了二人的婚事。条子写好之后,交给了政治部,算是朱琦和赵力平的结婚证书。

1946年3月,朱琦和赵力平在丰镇举行婚礼,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,大概摆了五六桌,差不多三十多个人。一向喜欢当红娘,成人好事的贺龙,担任了婚礼主持。只见他叼着烟斗,眯缝着眼睛说:

“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朱琦夫妇结婚之后,经过晋绥、晋察冀的辗转,到达了河北,和刘少奇、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。然而新媳妇还没来得及见公婆,夫妻二人就加入了土改工作团,赶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。

等阜平的土改结束后,赵力平才随着朱琦来到了西柏坡,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。这时距离二人结婚已经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。

严格要求与平易近人

在前往西柏坡的路上,赵力平的心里十分忐忑。虽然已经成了一家人,但第一次见到总司令,难免还是有些紧张。

自从结婚之后,赵力平从朱琦的口中,了解到许多关于公公朱德的事情。

朱老总一生有过四次婚姻,但只有朱琦、朱敏两个孩子,所以朱琦是朱老总唯一的儿子。

当年朱老总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,步行整整走了70多天,走到昆明的时候,因为生病休克了,被一个姓萧的商人所救,安顿在自己家里养病养伤。

这位萧姓商人见朱老总勤劳朴实,便将自己还在师范上学的女儿介绍给了他,也就是朱琦的生母,萧菊芳。

两人结婚之后,很快生下了一个男孩,也就是朱琦。朱琦出生的时候,朱老总在他的右耳际发现一根细细的“拴马柱”,于是为儿子取名“保柱”。

不幸的是,萧菊芳生过孩子之后得了病,没多长时间就病故了。当时朱琦还小,朱老总带着他不方便,在与进步学生陈玉珍结婚之后,朱琦就一直跟着陈玉珍,直到十六七岁的时候,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。

好在朱琦被抓壮丁后,没有暴露身份,不然早就被杀了。

朱老总在外奔波多年,经常会想起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,朱老总到南京开会,从国民党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,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,就向周总理吐露过。

周总理颇能体味朱老总的这番情愫,亲自派人依线索寻找,并将朱琦送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,后来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

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,但朱老总在朱琦毕业之后,坚持要将他送到前线打仗。有人问朱老总,就这么一个儿子,还送到前方去吗?结果朱老总坚定地说:

“我的儿子不当兵,谁当兵啊?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!”

后来朱琦在前线腿脚负伤,甲等残疾,才被调到后方抗大七分校校部,当了队列科的科长。

有一次,朱老总和几位中央首长坐车去看戏,朱琦拖着一条伤腿,走路不方便。散场之后,朱琦也坐上了车,结果朱老总看到之后,立刻让朱琦下来,步行过去。

等到了杨家岭,朱老总一下车,发现朱琦也到了,疑惑地问儿子,怎么这么快就走回来了。朱琦回答说,自己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。

一向温和的朱老总,顿时生气了,狠狠地将朱琦训了一顿:“踏板上?那是警卫战士的岗位嘛。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,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,是吧?你呀,你……”

朱老总气得在路边的草丛里来回踱步,过了一会,他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,耐心地对朱琦讲道理:

“你想想,警卫战士的职责,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。你占了人家的位置,战士不能随时行动,万一路上有情况,怎么办?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,知道吗?”

“是我错了,爸爸!”朱琦也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,愧疚地低下了头。

经过这一次,朱琦再也没有坐过父亲的车。也正是从一件小事上,赵力平看出自己的公公是一位对待自己,对待家人都十分严格的人。

当夫妻二人来到西柏坡,朱老总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,慈祥的脸上总挂着笑容,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都没有。赵力平的心里一下踏实下来,朱老总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严肃。

朱老总热情地招呼儿子、儿媳坐下,迫不及待地询问儿媳参加土改工作的i情况,一旁的康克清笑着打断了朱老总:“看你,儿媳妇刚进门,还没吃饭呢,吃过饭先休息休息,明天再谈吧。”

“好好好,先吃饭,明天再谈。”朱老总自己也笑了,同意了康克清的安排。

第二天上午,朱老总像听部下汇报一样,认真听取了朱琦、赵力平的工作汇报,并鼓励他们要在各种斗争中锻炼自己,珍惜这一次受教育的机会。

闲聊中,康克清笑着对赵力平说,早点要个孩子,他们爹爹喜欢孩子。其实朱琦和赵力平之前有过一个孩子,不过出生三天就夭折了。由于怕两位老人伤心,朱琦夫妇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们。

朱琦夫妇在西柏坡只待了一个月,期间一直是吃食堂,从不在家吃饭。临行前,朱老总才在家里安排了一顿饭,算是给儿子、儿媳践行。

席间朱老总问赵力平,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。赵力平说自己还没有想好,当听到朱老总说解放之后,国家需要建设,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。赵力平果断地说:

“我没意见,到哪都可以。正好银行招生,我到银行去吧。”

朱琦告诉父亲,自己回到部队后,将要转到地方铁路部门工作。朱老总嘱咐儿子说:“你一直在部队工作,不懂技术,调到铁路局以后,不能当领导搞管理,要从工人学起。”

就这样,朱老总给自己儿子的工作定了调。

红色家风的传承

朱琦牢记父亲的嘱咐,在调到铁路局之后,从机务段当练习生学起,学司炉,学司机,后来当了火车副司机。全国解放之后,朱琦仍按照父亲的教导,继续在铁路局工作。

虽然承担了一些领导的工作,但他依旧没有脱离劳动一线,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。

有一天,朱琦回到家,告诉赵力平,自己见到爹爹了。赵力平奇怪地问他在哪里?朱琦回答说在自己开的火车上。

当时中央在北戴河建立了避暑区,每逢夏季,中央领导人经常到那里工作避暑。在北京和北戴河往返途中,火车经常需要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,因此乘车的领导人经常会在天津下车停留。

那天朱琦开车从北戴河回天津,刚上班就听到领导交代,今天开车是执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,一定要完成好。朱琦和机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,火车开得又快又稳,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。

当时朱琦还没离开机车,就接到通知,首长请他立即去车厢一趟。由于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,朱琦也不知道首长是什么人,来不及擦干净满身的煤灰,就匆匆赶到了会客室。

当会客室的门打开,朱德走了进来,朱琦才知道,今天拉的首长是自己的父亲。看着坐在沙发里,满身煤灰的朱琦,朱老总高兴地拉着他的手,笑着说:

“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,开得蛮不错,这很好!”

听到父亲的夸奖,朱琦的心里美滋滋的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在起身告辞时,他发现自己坐过的沙发上,留下了一块黑印子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朱老总看到儿子尴尬的样子,也忍不住笑了:

“没关系,没关系。”

送儿子出门的时候,朱老总再次嘱咐朱琦,要关心国家大事,技术上精益求精,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,要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有了父亲的关怀和教诲,朱琦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,同时工作上也有了更加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1974年6月,赵力平像往常一样去上班,朱琦和一个单位的老同志在家聊天,突然感到不舒服。等赵力平赶回家里的时候,朱琦已经离开了人世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当时朱琦只有50多岁。

赵力平担心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,只告诉他“朱琦突然犯病了,在医院抢救”。朱德很是担心儿子,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睡好觉,总是不断询问儿子的情况,得到的回复也总是“还在抢救”。

朱琦去世10天后,赵力平带着孩子们回到北京,康克清告诉朱老总,抢救无效,朱琦走了,追悼会都办好了,孩子们想回来看看。

那一天朱老总似乎苍老了很多,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到客厅,赵力平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朱老总看着儿媳,喉结动了几下,似乎想说些什么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坐在赵力平一旁的康克清,轻轻地拍了拍她,示意赵力平别再哭了。只听到朱老总缓缓地开口说道:“你们开始不告诉我,这不对,我就这么一个儿子,这么年轻就走了。他上过中央党校,受过高等教育,走得这么早,太可惜了。”

后来铁道部的领导请示康克清,把赵力平调到他们身边,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,另一方面对赵力平也是个安慰。

当时康克清没有说话,朱老总开口道:“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,有群众基础,工作也不错,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,还是在天津好吧。”

朱老总的一句话,就否定了他们的想法。秘书也抱不平地说,总司令就是太正统,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。

既然自己不能回北京照顾公婆,赵力平就写信给儿子部队的首长,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将儿子调回北京,方便照顾他的爷爷奶奶。

部队首长考虑到朱老总年近九旬,又痛失爱子,便答应下来。

很快孙子朱和平调回北京海军某部机关工作。趁着星期天,回家探望爷爷奶奶,朱老总问孙子,这次回来是出差还是开会?朱和平没敢说出实情,只说暂时调回北京帮助工作。

时间一长,朱老总觉察出其中的文章,严肃地问孙子,说在北京帮忙,要帮多久?怎么不走了?是不是调到北京来了?

朱和平见瞒不住了,将实情告诉了爷爷。

得知事情的朱老总,立刻将部队首长请到家中,详细询问了孙子调回北京的经过,然后诚恳地对部队首长说,还是将朱和平调回部队基层锻炼,不要让他待在北京的机关里:

“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,不要孝子贤孙。哪里来的,还应该回到哪里去!朱琦去世了,我有组织照顾,用不着他们。”

部队首长听完这番话,很受感动和教育。后来朱老总还亲自做孙子的工作,说为了照顾自己将他调回北京,这是搞特殊化,自己不能接受。自己现在身体很好,他尽管放心回去工作。

在爷爷的教导和要求下,朱和平不久重回部队基层单位,继续接受锻炼和改造。

从嫁给朱琦的那一刻起,赵力平就不断感受着朱老总家严格的家风。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,赵力平曾感慨地说过:

“这些看来细微的琐事,反映了公公婆婆那一代人高尚的追求和操守。历经了更多的时日,我们才体会到他们如此严格的要求我们,饱含了对子女更深层次的爱。”